来源: | 作者:小舟 | 发布日期:2026-06-17 | 0 次浏览
2026年6月14日,第三届人工智能与纠纷解决论坛暨执行工作现代化主题研讨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律科技与社会治理实验室、中国人民大学纠纷解决研究中心、人民法院纠纷解决研究基地联合承办。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贵祥,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景汉朝,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会长、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姜伟等重量级嘉宾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来自司法系统、高校科研机构及法律科技行业的众多专家,围绕"健全国家执行体制的理论与实践""民事执行的制度变革与数智创新""司法信用修复的程序与机制"等核心议题展开了深度研讨。
这不仅是一场学术盛会,更是中国司法智能化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节点。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贵祥在致辞中开宗明义:要大力推进智慧执行建设,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执行工作赋能,同时严守人机协同底线,明确AI只是辅助工具,应着力打造高素质现代化执行队伍。
这一表态掷地有声。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以颠覆性力量重塑司法实践的形态,从类案类判到量刑预测,从智能辅助审判到全场景办案,AI的触角已深入司法运行的各个环节。但刘贵祥的措辞极为审慎——"辅助工具"四个字,划定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技术可以提效,但不能替人做主;算法可以辅助,但不能替代价值判断。
正如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晨光在相关研讨中所指出的:由于法律规范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案件事实存在多样性,司法裁判并非简单的逻辑推理,公正的判决须臾离不开裁判者的价值判断。AI法官目前还只是法学家的一种幻想。 人工智能在未来司法中可以扮演法官的"外脑""分身"和"高参"三种角色,但难以完全替代人类法官。
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会长姜伟在致辞中提出了一个极具现实针对性的框架:技术应用必须坚守法治初心,严守数据安全、平台协助、算法应用三大边界,杜绝算法黑箱与数据偏见。
这三大边界,恰恰击中了当前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中最敏感的痛点:
姜伟进一步强调,要运用系统治理思维完善配套制度,深化多部门协同,培育兼具法律素养与技术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对整个法律科技行业提出的硬要求。
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景汉朝的发言,将视野从执行工作拓展到了纠纷解决的全局:人工智能是化解纠纷、缓解案多人少困境的重要抓手,可搭建AI咨询、调解平台前置化解矛盾。
这一判断背后,是中国司法面临的现实压力。案件总量持续攀升,矛盾纠纷日趋复杂,仅靠传统人力已难以应对。景汉朝同时告诫:要立足我国司法实践,加快构建自主的执行法学知识体系,高度警惕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严把数据质量关,做好个人信息与国家安全防护,引导人工智能在法治轨道内有序发展。
本次论坛最具实操价值的亮点,是会上正式发布的两项关键技术成果:
一是"执行决策辅助关键技术——执行数据大模型"。 这意味着执行工作从此拥有了专属的AI"大脑",能够基于海量执行数据进行智能分析与决策辅助,真正实现从经验判断到数据驱动的跨越。
二是"法图平台——以结构化表达的法律规则支撑人工智能赋能民事执行"。 这一平台的核心创新在于:将法律规则进行结构化表达,使其能够被AI"读懂"并准确适用。正如中国人民大学纪检监察学院教授邓矜婷所强调的——使用AI是双向奔赴的过程,法律人需要掌握一定的计算思维,将法律规则计算机化表达,形成可计算的判断流程图。
这两项成果的发布,标志着中国在"AI+司法"领域正从概念探索迈向技术落地的关键一步。
纵观本次论坛的全部议题与共识,可以清晰梳理出中国司法智能化的三重逻辑:
第一重:效率逻辑。 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执行工作赋能,破解"案多人少"困局。正如刘贵祥所指出的,要持续深化执行体制机制改革,健全现代化执行体系,规范各执行环节运行。智慧执行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第二重:安全逻辑。 效率不能以牺牲公正为代价。从姜伟提出的"三大边界"到景汉朝强调的"数据质量关",从刘贵祥的"人机协同底线"到王晨光警告的"算法歧视"风险,整个论坛传递出一个鲜明态度:技术越是深入,法治的缰绳就越要收紧。
第三重:人才逻辑。 无论是刘贵祥提出的"高素质现代化执行队伍",还是姜伟呼吁的"兼具法律素养与技术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都指向同一个结论:AI时代的司法,归根到底还是人的事业。技术可以迭代,但法治信仰不能动摇。
第三届人工智能与纠纷解决论坛暨执行工作现代化主题研讨会,不仅是一次学术交流,更是中国司法智能化进程的一次重要"校准"——在技术狂奔与法治坚守之间,找到那个精准的平衡点。
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郑新业在2025年首届论坛上所言:人工智能的应用不是对法治的替代,而是对法治的重塑和助力。 坚守公平正义的底线,推动形成以人为本、技术可控、权责清晰的智慧治理生态——这不仅是法学界的时代使命,更是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